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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色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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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奉罡.隴.上邽人。在工作中勤勉,閑余時在家享受生活帶給我和家人的快樂和幸福。爱中国传统文化和本土哲学文化.爱山水美学理论和书画艺术。在報、刋上先後發表各類拙作,在本九色鹿博客有数百篇各類题材拙作供朋友們閱讀,歎迎真誠批評。為書畵作品点評。生活中自認為人生是公平的,用自己勞動付出换来生活所需,給家人以温暖,給朋友以関愛,盡自己做子女,做朋友,做父母聀責。在适時出本書,留作后人念想,以資鼓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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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军上将徐永昌给蒋介石打分  

2014-11-12 21:52:31|  分类: 历史博览(收藏)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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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军上将徐永昌给蒋介石打分 - 九色鹿 - 九色鹿

徐在日记中,对其直属上司蒋介石,亦有诸多侧写评价。在徐看来,蒋的基本性格特征是“大声以色”。

由《徐永昌日记》,可观照诸多民国高层政治人物的性格面相

徐永昌出身晋系,抗战期间长期担任军令部部长之要职,参谋戎机;后获授陆军一级上将。与蒋介石相似,徐也有每天写日记的习惯。徐位处政治要津,政治立场亦颇持平,故其日记,对观照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高层人物的性格面相,深有助益。

譬如,徐永昌记何应钦:“何敬之平日办事都好,愈有事愈好琐事,每晚往来于说电话亦费一二小时,又随时阅看文件,(不尽紧要。)说话、听话都在匆匆,蒋先生下唯一重要人物,乃竟如此。”何在抗战期间长期执掌军政部,徐、何因工作关系来往密切。由此观之,抗战期间军政部屡受前线部队诟病,非为无因,亦非纯因派系矛盾,何的处事习惯,也颇致命。

再如,徐永昌记阎锡山:“常感到一种主张,请阎先生做,渠总是怀疑,甚而至于反驳不已,过若干时日,阎先生自将此种主张提出询余意见,此时只要答以甚好,即便施行。”②此种性格特征,近现代政治人物中所在多有,“林彪笔记”中亦有载述。

再如,西安事变后,张学良居于溪口,徐永昌亦奉召至此,彼此有颇多近距离交流。据徐日记,张由戴笠陪同,初至溪口时,“意气至豪,在渠以为极周至、极爱国,事实上则大都非是,今仍不悟。”徐对张的评价是:“思想幼稚”、“极易受环境支配,亦可以说是浮躁、无定见,苦哉。”但亦肯定张“富感情,爱国心浓厚”,惟认为此种“不愿准备、不稍忍耐,希冀一战胜人”的爱国心,“正如打吗啡以求身体健壮者”,只会“重招耻辱”。就杨虎城、张学良二人比较,徐的判断是“张躁杨私”。徐并记录:杨虎城要求西安事变善后条件之一,乃“陕变经用六百万准报销”,张学良在溪口称:“由事变起截至渠离西安两星期间,用款不过二十余万。”③

余者,如刘湘在西安事变爆发时,有援张举动,中央人员之在川者俱遭监视,徐评价称:“刘湘人妖哉!”④读鲁迅文章,徐评价称:“笔名鲁迅者做小说,颇能煽惑青年,其居心不忠厚,愤慨出于忌妒,伎俩在无中生有。使其人通显,亦不能优于汪精卫、陈公博。”⑤此类观点,今人反观,亦可见仁见智。…[详细]

1945年9月2日,徐永昌将军作为中国受降代表,登上密苏里舰签字接受日本投降

1945年9月2日,徐永昌将军作为中国受降代表,登上密苏里舰签字接受日本投降

徐在日记中称:“蒋先生之行径”的基本特点,乃是“大声以色”

尤值一提的是,徐在日记中,对其直属上司蒋介石,亦有诸多侧写评价。在徐看来,蒋的基本性格特征是“大声以色”:

“晨起西读中庸,至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一节,质余曰:‘贾先生是否为大声以色?’余不能答。途中细体‘大声以色’,实蒋先生之行径也。蒋先生诚有善善恶恶意,惜疎于识人,求功太急,苦口鲜效,治丝愈纷,虽然,就今日可任首领者,尚无出其右者。”⑥

所谓“予怀明德,不大声以色”,略言之,即:怀有道义之人,不必声色俱厉。按孔子的说法,以“声色”来教化民众,“末也”,乃是低级手段。

最能体现蒋“大声以色”者,莫过于其以拐杖殴打兵役署署长程泽润一事。据徐永昌日记:先是,戴季陶之子戴安国耳闻重庆市机房街新兵惨遭殴打,告之蒋纬国,蒋纬国又告知蒋介石,蒋遂“遣特务兵多人围守该处”,召集政府要员多人,同往现场察看,“所见其人似鬼,其地如狱,伤痕宛然,遂告之曰我为委员长,汝等无惧”,盛怒之下追究责任,“此时程署长过来前,委员长怒而捶击之,杖为之折,程目亦伤。”对于此事,徐评价称:“蒋先生震怒当然,应鞠之以军法,而以杖痛击并伤其目,毋乃过乎?”⑦

抗战末期,蒋置身内外交困之中。外有美国欲攘夺全部国军指挥权交予史迪威——蒋最终选择与史彻底决裂,徐评价此事称:“真如人评蒋先生能大忍而不能小忍”。内有军队腐败——虽然徐认为“官兵训练太差,风气太坏,以致追溯其由,蒋先生似不能辞其咎”,但在蒋的立场,其解决方式颇为激进,即拟彻底抛弃旧国军另造新军。⑧

蒋此举,在国府高层引发不小震荡。先是,(1944年)9月3日,曾家岩聚餐,“蒋先生对于目前国军情形甚悲观”,提出编练十万学生军之计划。9日开会讨论,“敬之(何应钦)、健生(白崇禧)、文伯(张治中)、为章(刘斐)等对此咸不赞同”;16日再开会讨论,“张文伯、钱慕伊争执甚力,几于动武”;20日会上,白崇禧更警告,此举若实施,“全体国军恐将解体”。

对这些反对之声,蒋的回应是不予置评。“蒋先生甫经提及此案时即令速办”,徐亦提出诸多反对意见,但“蒋先生仍不稍动,力排众议饬即着手,仅谓一面尽管办一面来研究。”显然,蒋并无意与何应钦、白崇禧诸人商议此事,其所要求者,仅系执行。⑨

虽则如此,徐对蒋仍抱有一些期望,为其打了一个“上中”分:“蒋先生为人不猛,恶恶而不能去之,非善之道。犹得几分忠于谋国,近尤积极,在领袖中可称上中,纵眼徧求国内如彼者尚少,国事似非绝望也。”⑩此种评价,当有自我安慰的成分在,是否客观,自可见仁见智。…[详细]

1945年,蒋介石在重庆

1945年,蒋介石在重庆

注释:

①徐永昌日记,1937年7月14日。②徐永昌日记,1937年1月1日。③徐永昌日记,1937年1月13日、14日、16日、18日、25日、2月12日。④徐永昌日记,1936年12月22日。⑤徐永昌日记,1940年5月6日。⑥徐永昌日记,1944年8月13日。⑦徐永昌日记,1944年8月30日。后在蒋的坚持下,程泽润被判处枪决,时任军委会军法执行总监的何成濬对此颇有异议,认为按军法当罪不至此。⑧徐永昌日记,1944年9月20日、30日。⑨徐永昌日记,1944年9月9日。⑩徐永昌日记,1944年9月30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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